不死的流亡文學/流亡中的自在 —- 達蘭薩拉之行

 

達賴喇嘛:「任何事情都有不同角度。舉個例子,我們失去家園,成為流亡難民,但這段經歷也讓我們有機會看見更多。就拿我個人來說,我得到更多機會認識不同的人、不同信仰的實踐者,就像你就是,另外也認識了科學家。這些新的契機是在我流亡以後才到來的。」————《最後一次相遇,我們只談喜悅》(圖:達賴喇嘛臉書)

2015年的3月的那個上午,陽光的千千隻手抹下暖暖的釉彩,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,好友MZ和我夾在幾位朋友中間,參加達賴喇嘛同漢人的一場談話。

MZ和我分別從台北與大阪出發,約定在香港的空港匯合,然後乘坐同一班飛機到新德里,再從新德里北上。然而,我的班機誤點誤得一塌糊塗,我這個跟屁蟲,打的如意算盤是誰有愛瘋手機就跟誰走,沒帶任何通訊裝備,跟MZ聯繫不上,幾經周折到香港後眼巴巴看著MZ的飛機起飛,一屁股坐在地上乾嚎。

一路顛簸趕到達蘭薩拉,即將八十歲高齡的尊者坐在眼前,羞澀的MZ和我,卻不知該說什麼,原先準備好的幾個問題全憋回肚子裡,捨不得老人家的時間和精力,在最近的地方呼吸同一空氣,足矣。細心的尊者從人群中發現我們,親切地招呼我們坐在他身邊,左手牽著MZ,右手牽著我。

我請尊者給日文版《圖博特的秘密》簽名,忍不住跟尊者說了書中唯色記錄的一個真實的小故事。

「三·一四」之後,當局宣稱:「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是達賴集團有組織、有預謀、精心策劃的暴亂」,為此開動所有宣傳機器「取證」。西藏電視台作為重要喉舌,奔赴各地拍攝「藏族人民的心聲」。

在某農村,村長喊來一位平素很聽話的阿佳啦(藏語,大姐的尊稱)作為幸福的「翻身農奴」代表,事先對好口徑,希望可以圓滿地完上頭交代的政治任務。

「唰」地攝影機擺開架勢。

「你認為‘三·一四’事件的主要起因是什麼呢?」

阿佳啦硬著頭皮吞吞吐吐地回答:「嗯,是不是,你們說的那些打砸燒幹的吧?」

記者差點暈倒。

鄉下條件差,攝製組只想早點收工回城。為了多快好省,記者決定提示一下阿佳啦,就直接了當地說:「是達賴幹的」。

這次輪到阿佳啦差點暈倒。她激動地輕呼了一聲,立即雙手合十,神情虔誠地說:「噢,貢覺松(藏語:佛法僧三寶保佑),難道我們的袞頓(藏語:對達賴喇嘛的敬稱之一)回來了嗎」?

 「是我幹的,也許真是我幹的」。 尊者聽了笑得像個老頑童。

尊者聽說我來自日本,談到六十代後期初次去日本的印象,清潔、秩序、食物精緻,在取得物質成就的同時並沒有忘記關懷歷史文化,對日本的現代科技印象深刻。我想起尊者的自傳《流亡中的自在》提到:「9歲就得到一塊金錶」;「孩提時代的把戲之一,就是把東西分解,然後試著重新組合」。就好奇地問流亡印度後是否還幹自己的老行當—修手錶?尊者又笑了,「修啊,家裡有一個修錶工作間,替家人和朋友修好很多隻別人看來已無可救藥的錶,你的手錶要修嗎?」

我很羨慕王力雄先生得到尊者送的一隻手錶。尊者說,我們需要更多的像王力雄、劉曉波一樣關注西藏命運的漢人知識分子,因為我們是呼吸與共的命運連體兒。現在,漢人中這樣的知識人逐漸增多,你們遠道而來就是一個證明。接著說,我還送過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先生一隻高級手錶。那是1954年或者1955年,到北京參加全國人大,還被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,期間同時任周恩來秘書的習仲勛見過幾次面。據說習仲勛本人也曾經展示這隻手錶,「你看,這是達賴喇嘛給我的禮物」。尊者認為習仲勛是一位很開明的人士,對其子習近平也抱有一些期許,仍然希望能夠恢復漢藏談判。

我這一代是在歌唱解放軍進藏幫助「砸碎封建農奴枷鎖,實現民主改革」的革命歌曲《洗衣歌》的蹦跳中成長的,正如丁子霖老師說的,「我們中國人的頭腦是在被共產黨改造的太麻木遲鈍了。有時這種麻木和遲鈍竟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。89年春天北京爆發了空前規模的學生民主運動,但是,人們在沸騰、喧囂的天安門廣場上,卻沒有聽到過中國學生聲援西藏人民的聲音,而參與那場運動的人們不可能不知道,僅僅在這兩個月之前,中共當局剛剛在拉薩對藏人進行了一場血腥的屠殺」。

很多年後我才知道,就在那一年尊者發表抗議聲明,「他們讓世界看清了他們的手段的真相:原來對中共統治下的西藏人權蕩然無存所持的懷疑態度,早就一掃而空」。爾後每一年的六四都呼籲,解決西藏問題不僅僅是西藏人民自己的事,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。

而那首「是誰幫咱們翻了身呃?是誰幫咱們得解放呃?是親人解放軍,是救星共產黨」的《洗衣歌》,原來是從一首西藏民謠改編而成的紅歌。